光绪初年予留京过夏，有友人邀饮于肆，同座皆过夏者，藏阄行令，极其欢洽。座有一淮人曰：“予不习酒令，今说一事，如诸君能解决者免饮，否则罚一杯。”众曰可。淮人曰：“吾淮某甲，一日晨起将赴茶社小食，于途中拾得银券一纸，视之，固素所交往之钱肆也。欣然往取银，甫入门，已闻失主央肆主注销求止付，而甲仍从容取银去，失主不敢认，肆主亦不敢阻。是操何术以致此？”

　　诸人思之良久，皆不得其故。淮人曰：“各饮一杯，予言之。当甲挟券入肆时，见失主在肆，即伪为怒容，汹汹入。肆主向之点首，亦不答。肆主曰：‘先生清晨何怒为？’甲曰：‘不可说，不可说，家丑也。然吾两人交情，言之何伤。予昨以事赴清江，今早归，见予妻枕边有银券一纸。’随说随即取券出，掷案上曰：‘是必予妻之奸夫所赠者，予将得而甘心焉，今姑取此银去，会须侦之。’肆主唯唯，目视失主亦无言，遂以银与甲而去。”同辈闻之，皆骇叹其狡诈而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