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绪初年，吏部有两雷姓司员，一浙江人，一陕西人，一进士，一拔贡也，同姓同官又同司。浙雷住南横街，陕雷住魏染胡同，则一妾也。门榜皆书“吏部雷寓”。一日者，浙雷仆私语其僚曰：“我主人置一妾矣，住魏染胡同也。”为妻所闻，穷诘之。仆言：“实见魏染胡同有吏部雷宅。访之仅一妾，未知是主人外室否，不敢断也。”妻闻大怒，立命驱车往，至则命仆妇大声呼太太至。陕雷妾以为有女客来也，出迎。妻一见大骂曰：“淫婢无耻，尔竟敢私居于外，不来见我耶！”陕妾始茫然，继始悟此必夫之妻也。

　　正支吾间，陕雷归，妾哭诉曰：“尔初不言有大妇在京也。”陕雷大惊，及熟视曰：“非我妻也。”妾大骂曰：“何来泼妇，冒认我夫。”陕雷忽悟曰：“夫人是浙江雷某妻耶？”妻点首，惭沮无人状矣。陕雷曰：“是乃误会，可请归，无介怀也。”妾不允，曰：“既认为夫，则今夜必伴夫一宿始可。”妻乃大窘。陕雷再三劝其妾，始释之去，归即逐其仆云。此事予其时在京亲闻之，一时喧传。以非佳话，姑讳其名。